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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李宇锋专辑

《记忆》180期(2017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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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痛失李宇锋,我能说什么------

March 4, 2017

钱理群先生(右)与李宇锋(中)

真的,什么也不出------

往事历历在目——

宇锋是北大中文系81级学生,我在北大任教,教的第一个班,就是81级,给他们讲“现代文学史”,讲“我之鲁迅观”。我把自己整个生命投入,学生也敞开心扉与我交流,我因此常说:我与81级学生是生命之交。这样的生命之交,在我以后的教学中,也并不多见。再往后,当我感到整个北大离我越来越远时,就真的成了一个梦。就在这时候,宇锋出现了。当年在校时我和宇锋接触并不多,交往多起来,是近十年的事。而一见面,我就感到,那样的几乎失落的生命之交,又回来了。我完全不敢相信,当年北大的那些让我和学生心心相印的东西——那样的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那样的历史担当,独立意识,都在宇锋身上完整保留了下来,这也是我这些年苦苦挣扎,竭力保存的:我们俩就在当今这个权力至上、实利主义的时代,再次相遇相通了,当然已经超越了师生关系,而成为真正的可以交心的相知了。最后一次畅谈,是2016年宇锋主持的邵燕祥先生创作七十周年的研讨会,记得讨论结束时,宇锋作了一个极动感情的发言,表示希望以后还会有这样的聚会。分别时,宇锋告诉我,他将去山东老家,并约好回北京后,再和几位年轻朋友一起到养老院来看我。谁料到,他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留下我一个人——我突然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独!

什么都不说了,让这些回忆就埋在我的生命深处------

2007年1月4日急就

 

五柳村2017年1月4日(星期三) 晚上11:41收到

 

【记忆】REMEMBRANCE 2017 年 2 月 28 日第 180 期

罗新:老大不死

March 4, 2017

那天下着很大的雪,我们从37楼走到办公楼,之后再走回37楼。在我们81级进北大后的第一个冬天,那不是第一场雪,也不是最大的一场雪,却是我记忆中最清晰的一场雪,似乎现在还听得见雪粒落在军大衣领子上的咝咝声,还记得灰喜鹊从未名湖边松林里倏然飘出钻进没有叶子的银杏枝桠间。我陪老大,就是李宇锋,到办公楼找某位领导递一封信。现在当然明白那是走关系,是老大的父亲本人或是他请动了什么人给北大方面打招呼,希望不要因为宇锋的身体情况为难他。按照那时的制度,新生入学后体检发现有重大问题的,会采取退学和休学两种办法,宇锋只好走后门混过这一关。从办公楼出来,寒风迎面,我冻得一哆嗦,说:“好冷呀。”我这个湖北人分不清冷和嫩,说成“好嫩呀”。宇锋哈哈大笑:“不嫩,一点都不嫩。”


那时他面临退学或休学的严峻局面,后门是否管用还不一定,但他全无忧戚之容,一路和我说说笑笑,仿佛是在做着踏雪寻梅的雅事一般。这也是他一生的境况,无法根治的重疾自少年时就纠缠着他,随时可能夺走他的生命,他却乐呵呵地走自己的路,竟圆满了一个不寻常的人生。借用书上的话来说:他勃发着生命、健康和意义,他是死亡的对立面。

 

李宇锋真的有点像《大浪淘沙》里的老大于洋


三十六年来,我只在跟别人提到他时称呼他宇锋,对他说话时,我从来都只叫老大。入学时各宿舍序齿排行,基本上是那时校园里的一种传统风俗。大多数宿舍只是一时热乎,慢慢也无所谓了。幸运的是,我们宿舍的六人之间,真正建立起了兄弟之谊,这种关系成了我们终身的情感所系。能够如此,老大要居首功。我们这一代的男性,固然每人各有自己独特的成长史,大致上少年时都曾沉浸在《三国》《水浒》《说岳》《说唐》之类中国式的英雄主义世界,都向往过义结金兰同生共死的兄弟情义,所以大学宿舍的兄弟排行,多多少少是实现少年梦想的一个机会。宇锋正是理想的大哥,他宽厚善良,豁达大度,外圆内方,重情重义。他还有另外一些条件:他家在北京,而且是一个好客、温暖的家,他的父母姐妹都热诚欢迎我们;因为父亲是高级干部,他可以常从家里带东西来校,特别是一条一条的香烟,很多同学早早变成烟鬼,他实有启蒙培养之功。


我们小时候都看过一部红色电影《大浪淘沙》,讲四个青年义结金兰,一起追求理想,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四人本不明显的差距一步步放大,友谊经不起形势的考验。结果一个走上颓废之路,一个投靠反革命成为坏人,一个成长为标准版革命者,而那个本来原则性不强、旧观念很重的老大,在标准版革命者的帮助下最终走上革命之路。抛开影片脸谱化、意识形态化的一面不说,我一直对这个故事的象征意义很感兴趣。一群本来差别不大的青年,比如我们这样的大学同学,经历岁月的冲刷,会成为各自差别极大的中年、老年吗?几十年过去了,这可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急骤的几十年,我们都经历了前人从未经历过的时代淘洗。再聚之时,除了说那四年的同窗旧事,当然要面对现实。的确,很多人都变了,或者说,彼此觉得对方变了。然而幸运的是,当年的好朋友,现在还是好朋友,没有谁变得让我不认识。1998年校庆聚会时,老六(熊唤军)有一句令人拍案叫绝的评论:“男的还是男的,女的还是女的。”大浪淘沙,但淘不了岩石。

 

 

我们宿舍六人,只有老五(谭军)上学时因在留学生楼陪住,与其他几人稍有距离,且很早投身团干系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倾向。那时向往入党和从政的学生占相当比例,毕业时进入党政系统的人也不算少,当然至今还在其中的已屈指可数。老大和老五都进了这个轨道,到九十年代前期都退了出来,而且也都下海经商了。看起来是一样的轨迹,但熟悉他们两人的就知道其实大大不同。我毕业后到了武汉,与在京同学书信往来,谭军至少是联系最多的之一。他常常谈北大的情况,介绍自己的工作,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我当然为他高兴,但也觉得他对现实的欢乐情绪与我从其他人(比如老大)那里听到的,差距相当大。


那之后我和谭军就没有什么联系了。1989年秋我回北大读研,偶尔遇见,没有谈什么,不久他离开北大去办公司。一次在校园碰见他,说是作为企业家校友回来和校长座谈,还是那么意气洋洋。唯一不同的是他突然胖大了许多,整个人大了一圈,从前那副精干劲儿完全被新增出来的肉给覆盖了。下一次见面是在央珍家的同学聚会上,他来得晚,一进门就问电话在哪儿,而他手里正抓着大煤块一样的大哥大(后来胡伟跃多次提起这个场景)。那时老大也已下海,到海南挣钱去了,我甚至猜想,是不是下海的人都会走这个风格。夏天老大回北京,老彭(彭鸣宇)张罗了一次聚会,在北影对面的四川酒楼。老大也比从前胖了许多,这一点和谭军的变化相近。但其他方面,老大还是从前那个老大,笑呵呵地谈一切,一切让人高兴的,让人悲愤的,让人齿冷的。没有人知道我因此是多么的快乐。


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是我们班毕业后聚得最齐的一次,超过一半的同学都到了。少年同学,已成经风历雨的中年,真是美好的聚首。在齐聚潮白河岸之前,先有几次预备性聚会,其中在北太平庄那一次,谭军令人意外地露了一面。没有人相信他竟变得那么肥大,面部增大了将近一倍,眼睛深陷在肉里。他说笑几句就走了,之后再没有同学见过他。听说他是因病吃药导致身体变形,但什么病我就打听不到了。十多年来,同学聚会常有人对谭军的全无踪影感到不解,我也利用一切机会探听他的下落,然而毫无结果。我怀疑他已不在人世了。上苍明鉴,我希望这个怀疑大错特错。不过,对我的情感世界而言,他是否在世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是飘进历史激流的两片落叶,早就相忘于江湖了。幸运的是,同宿舍的其他几位,以及同班其他宿舍的好朋友们,我们之间的那种相互理解,没有被岁月冲淡,一直保持到现在,其中老大在我心中更是温暖与情义的象征。

 

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时的室友合影,左一为李宇锋,右二为本文作者,先后住过37楼208、32楼414。


老大在发胖以前就是一副弥勒佛的长相,还真有弥勒佛“大肚能容”的气度,极少生气发火。我见他发火只有一次,就是当几个同学玩男生间的扒裤子游戏玩到他头上的时候。大学三年级时,不知从哪个宿舍开始流行起强制扒下某男生裤子的游戏,几个同学上去死死抱住一个,再来一两个人把他裤子扯下来,有时还拍打他的光屁股,噼噼啪啪的。风水轮流转,被扒过裤子的同学在扒别人时玩的更加起劲,几乎没有同学能够幸免,即使是梁寒和我这样自恃身有武功的人。当所有男生被扒了一个遍(不算那些从不参与嬉戏的同学),个别人还被凌辱多次之后,几个勇士就盯上了唯一的幸存者老大。在他们嬉皮笑脸时,老大就正色警告。但没用,几个人还是一拥而上,搂的搂,抱的抱,解的解,扯的扯,很快就得手了。也许是慑于老大的愤怒,这几位点到为止,并没有真地扯下他的裤子。不过老大这下可真是大发雷霆,脸都气白了,双手直抖。和我一样,大概这是很多人唯一一次见到老大动怒。


宽厚的老大从不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从不在重大关节上说违心的话。当年已然,这二十年来他做共和国史研究更是如此。大概是2000年以后,有一天他打电话要我把秦老胡同三十三号院借给他临时用一下。秦老胡同三十三号院是美国唐研究基金会创建人罗杰伟的住宅,他不在北京时,委托我监管。秦老胡同也是老大的父母家所在(十九号),我们上大学时就很熟悉的,只不过那时叫交道口南五条。正是因此,好些年里我去三十三号时,常常顺道去十九号看他。我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院子,他说采访聂元梓,要拍录像,需要一个好一点的环境。我这才知道他已投身一个艰难、危险又崇高的事业。我告诉三十三号院的守门人,住十九号的李先生可以随时、任意使用这里。所以,后来他多次在三十三号院做那些采访。每次见面我都对他的事业表示敬意。他谦虚道,你那才是学问呢。我明白他心里还有另外的话没有说出来,就是,如果学院派的所谓学问与我们真实的生命无法连接,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从2003年夏天开始,ChinaRen的网上校友录发展起来,大学同学(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学)得以在毕业近二十年之后突然亲密接触,聊得不亦乐乎。网络版校友录之后,微信接上,卷入的老同学更多。这些新媒体的出现,使老同学间的交流比当年更直接、更频繁,甚至更深入。在最初的热络之后,同学各自的不同立即暴露。这十几年我们目睹的社会分裂也同样发生在老同学之间,大家对同一事件、同一问题的理解、看法和立场往往截然不同,同学中很快分出彼此对立的两派。非常有意思的是,当年是好朋友的,通常还会是一派的,只有个别例外,并不是因为旧有的情谊,而是想法的确大致一样。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我那几年曾经就一些问题与同学在网上争吵不休,短期内竟能写出数万言的论战帖子。当然,这种论战总是不会有胜利的一方,不管你逞了多少口舌之乐。而且每一次激烈争吵之后,总有受伤之感,至少会对自己的老同学冥顽不化(或内心斥之为堕落)感到绝望和伤心。老大都看在眼里,虽偶尔也说几句,却很少纠缠不休,更不会说出伤感情的话。有一次见面,我说这文八一可真是乌七八糟啊。他笑道,够好的啦,我别的同学群,那才是一边倒呢。他这么说,我才意识到我的大学群几乎没有出现过煽动战争、煽动仇日仇美的言论。而我的中学群里,说几句日本的好话就可能被唾沫淹死。也许这说明,北大同学,毕竟是北大同学。


老大开始共和国史、中共党史和“文革”史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之后,进入了一个特别的圈子,常相往来的是一些我不大熟悉的人,虽然他跟我提过几次,我基本上没有跟着他加入这个圈子的活动。当然有几次例外。有一次,我研究生时的同学、新华社某记者电话我,说在海淀某处有个聚会,让我参加。我因学校先有事,到得晚了,进去坐下,被一一介绍,记得有几个名字是听老大常提到的,比如居中坐在主座上的郑仲兵先生。介绍到最后,坐在我右手的那位忽然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居然是老大。这个聚会主要是老大他们那个圈子的人,他因坐轮椅,所以位置紧靠门口,我进门也正好坐他旁边,但一直没有转头看旁边有谁,他竟也忍着不叫我。此后我参加过他们的几次聚会,每次我都扮演司机的角色,因为我开的本田CR-V比较高一些,方便老大上下车。在这些聚会上认识了大名鼎鼎的张思之、邵燕祥等,也见到多年没见的钱理群老师。好多次老大让我去给他们那些人介绍介绍西北特别是新疆的民族问题,我出于谨慎,不知道话说到哪一步为好,没有同意。

 

 

说起来惭愧,我这十年见钱理群老师不过三次,三次都要感谢老大。听钱老师分析形势、评论时事,感觉像回到了1981年冬天的北大化学楼,还是那么慷慨急切,还是那么深沉宏大。老大去世后,在网上读到钱老师的话:“宇锋是北大中文系81级学生,我在北大任教,教的第一个班,就是81级,给他们讲‘现代文学史’,讲‘我之鲁迅观’。我把自己整个生命投入,学生也敞开心扉与我交流,我因此常说:我与81级学生是生命之交。这样的生命之交,在我以后的教学中,也并不多见。再往后,当我感到整个北大离我越来越远时,就真的成了一个梦。就在这时候,宇锋出现了。当年在校时我和宇锋接触并不多,交往多起来,是近十年的事。而一见面,我就感到,那样的几乎失落的生命之交,又回来了。我完全不敢相信,当年北大的那些让我和学生心心相印的东西——那样的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那样的历史担当,独立意识,都在宇锋身上完整保留了下来,这也是我这些年苦苦挣扎,竭力保存的:我们俩就在当今这个权力至上、实利主义的时代,再次相遇相通了,当然已经超越了师生关系,而成为真正的可以交心的相知了。”


在这一小段话里,深情的钱老师把他所珍视的八十年代精神概括为“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历史担当和独立意识”,并且说这些价值“都在宇锋身上完整保留了下来”。熟悉钱老师的人会非常理解他的立场和他的表达习惯。不过,我觉得仅仅“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历史担当和独立意识”,并不能担保当年的团支书李宇锋成就为今日的边缘人李宇锋。其实当前深刻分裂的社会和知识人,除开那些卖身投靠营求私利者不论,森严对峙的两造,都觉得自己才是“理想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历史担当和独立意识”。我们这一代人自幼接受的红色教育(革命英雄主义),与这种所谓八十年代精神的对接,并没有太大的困难,因为抽象的理想主义与忧国忧民,是任何意识形态都乐意高举的旗帜。我们这一代从幼稚的理想主义脱身而出,成为坚韧的独立思想者和行动者的,并不在少(老大当然会列名其间),他们之所以得此成就,恰恰是在现实一再打击下,转而探寻历史真实,用历史真实解放虚妄谎言包裹中的自己。正是在与现实的反复对话中,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比如老大,滋养出充沛丰满的心灵,已远远超越了八十年代的激情与梦想。东方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西方圣人说:“真理必给你自由。”大彻大悟才能超越生死,老大足以当之。


老大的身体从来就不好,但我把他的身体与生死问题联系在一起,是到他1987年第一次动手术之后。后来他又做过几次大手术,最大的一次是1999年。那年夏天我在南疆沙漠中翻车受伤,送到乌鲁木齐住了几个月医院。大学同学中借出差机会来医院看我的,有老大和阮柳红。老大笑呵呵地说,等你好了,就可以来医院看我啦。那时他已定了秋天在天坛医院手术。11月我回北京时,他刚刚做过手术,老彭约我去看他,他还不能言动。后来出院,转往南四环外的一所康复医院,我去看过他,也陪从美国回来的郑梅去过。老大问我恢复得怎么样,现在疼不疼。我答道,古人说“不堪秋气入金疮”,何况这么冷的冬天,最难受的疼痛就是酸痛。老大表示理解,后来他几次提到我说的这种酸痛,其实我早就忘记那种滋味了,老大自己却一直与它为伴。


我的身体很快康复,又可以跑野外了,几年后老大却上了轮椅,再也没能下来。这些年眼看他不仅不能好转,甚且越来越糟,但从没想过他会突然辞世。2013年秋天有一次我送他回亚运村,路上问他的身体,他才说,前一阵因心脏问题住过医院。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次几乎未能抢救过来。他说,医生警告他,他随时可能发生心脏衰竭。我听了暗暗心惊,跟老彭交流了一下,知道他是真的随时都有危险。我和老二(章立锋)商量,大家聚聚,把老六也请来,免得出个意外就终身遗憾。后来老二张罗在海淀锡华酒店聚了一次,老六也专程从武汉来了。我开车接送老大,他问,老六怎么这么闲,专门来北京聚会。我说,他是怕以后见不着你了。老大哈哈直乐。


后来又见了好几次,看起来精神不错。最后一次见,也是老二组织的聚会,2016年6月,在海淀公园旁边的一家啤酒屋。那一次我正在病中,好像没说什么话。6月中旬以后我连续出差,未能参加后面的几次聚会,而老大不久去东营一家康复医院,我们再未相见。直到2017年1月2日早晨,我在东营见到沉睡中的他。在楼上举行告别仪式之前,我到楼下先看了一下,确实如老大的姐姐所说,他脸上竟是那种我们很熟悉的笑容,有点莫测高深,有点嘲讽的狡黠,有点与人为善的将就,也有他坦诚的由衷之乐。告别仪式后,我走到外面阳台上,老三(郑富权)、老六也在,我们就那么傻站着。看着漫天的大雾,大雾中隐隐闪现这么多年里的许多温暖、许多笑乐,仿佛听得到身体里面撕裂的声音,感觉到内心最深最深的地方冰冷无比。

【记忆】REMEMBRANCE 2017 年 2 月 28 日第 180 期


本文2017年2月22日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并在上海书评的微信公众号同日发出。

郑仲兵:这个世上难得的完人

March 4, 2017

噩耗传来,我只觉得天塌地陷,肝胆俱裂。恸哭,眼泪怎么能冲淡我的悲伤和痛苦?!

宇锋是这个世上难得的完人——少有的聪慧、正直、善良、勇毅、坚强、包容、幽默……他以严重残疾的身体,做了那么多健全人都难以做到的事;他以他生命的魅力,给同学、朋友、亲人带来那么多的理解、帮助、快乐和智慧。他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人!

在这十几年,为了理想和正义,宇锋每天都在超负荷地消耗自己有限的生命。他本不该这么早就离开我们。我不能不痛心谴责自己,我没有尽心爱护和珍惜他的身体啊!

我自认为在这个世上,宇锋是最了解我的人,我也应是最了解他的人,怎么能就这样让我们阴阳相隔了呢?

《往事》的真正主编是宇锋,它是宇锋生命的象征——“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春花秋月”讲的是寒来暑往的时日,不是指昔日的繁华。“往事知多少”是在自悔,自否,不是怀昔怀故。为探求往事,宇锋殚精竭虑,置生死于度外。《往事》成了他生命的纪录和思想的结晶,他最后留下的文字就是《往事》134 期啊!为此,《往事》也成了我终身的伤痛啊!宇锋,你不该走,你却走了;我还活着,但活得很难受。你走了,我的魂像似散了。啊,我太难受了,我不知说了些什么,我还能说些什么?■
2016 年除夕夜—2017 年元旦
凌晨于香港

文字版据【记忆】REMEMBRANCE 2017 年 2 月 28 日第 180 期

刘家驹:宇锋是我的忘年交

March 4, 2017

——前《炎黄春秋》副总编刘家驹口述

我和宇锋相识相知近 20 年,是对当代史的共识把我们凝聚在一起的,很可惜,他才53 岁的英年就离开了我们。

宇锋比我小 30 多岁,他在我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对当前政治社会有深邃的洞察力,不但和我是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而且还是我认知时务的老师。别看他身体残疾,每天守着电脑电视,却善知天下事。我这个“愤老”面对现实,大多是抱怨、指责。他比我理性多了,他能站在体制的高度看问题。

我是 1949 年的兵,参加过朝鲜战争,因为有高中文化和战场经历,被抽调参加撰写(第)12 军部队史。从红军长征到解放战争,从进军大西南到上甘岭战役,我颂扬了不少英模人物,记叙了战争中的胜利事件。后来调到李德生身边, 宣传“郭兴福教学法”。1972 年到《解放军文艺》任散文组副组长,更大范围涉猎军史的对错是非,但负面史实不得见诸文字。从《解放军文艺》退下来以后,《炎黄春秋》聘我做副总编,干了十三年,在李慎之、李普、李锐、何方等老同志的启迪下,我走出了“伟大、光荣、正确”党文化的思维,用刘知己“不掩恶”、“不溢美”的历史观重新审视党史军史。

我曾代写一些老兵的回忆录,存留了大量的负面史料,我以此集结了七十多篇纪实性文字。宇锋看过初稿,认为它不再为军史贴金,敢于写出不准示人的真实事件,超越了“歌功颂德”,在表现方法上具有“颠覆性”。我诚心邀请他编辑我的三部书稿。他欣然受托不顾身残,一篇一篇仔细地提出问题,他考证出某些引文出处及“时、地”错乱等错误,随即动手进行改动,或让我作修改添补。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我的文章只研讨了一半就走了。

宇锋生前,我差不多每月都要去他那里一两次。他家像小课堂,除深入交谈稿件外,还聆听叙说国内外的大小事。我不会网上活动,他集纳的奇文异事,都会有选择的给我讲述,他有极强的思辨力,且见解精辟。

他是“红二代”的另类,对权势人物德行的品评,入骨三分,特别是对官僚败坏民主的独断专行,敢于直言不讳地谴责。

宇锋的性格好,待人接物真诚谦谨。人品更好,他不搞宗派,不结山头,不谈家长里短,善于团结政治上不同意见的人。

宇锋主持的《往事》中,“编者的话”锐利且有分量,让人振奋,很少人有他的胆识。

有一年,上面來人查抄《往事》编辑部,宇锋只身端坐在门口抗争,那股凛然正气让我铭刻于心。最终查抄者还是归还了《往事》的全部期刊。

我病重,他经常从电话里关注我的养生。我写下了给亲朋好友的诀别信,请宇锋修正。宇锋在信的末尾给我作了改动,他引用了刘禹锡的诗句:
古人云: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我相信历史,
我相信未來。

这是他坚信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的心声。我告慰天上的宇锋,您的遗愿一定会实现的。■

2017 年 1 月 12 日
北京莲花池西里军干所

原载【记忆】REMEMBRANCE 2017 年 2 月 28 日第 180 期

阎长贵:身残志坚李宇锋

March 4, 2017

我知道宇锋过世后,就给郑仲兵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又从电子邮箱给他发了一封信,也没有回音。我估计,他大概是不在北京。郑老师与宇锋感情很深,他知道宇锋病逝,一定非常难过。
郑老师最近又发现了癌症,我真担心郑老师受不了这个打击。

宇锋走得突然,才 53 岁,和我家的老二同岁,都是 1963年出生。他走了,真是没想到。宇锋生前采访过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也都很伤感。周护士还哭了。
我认识宇锋是在 2004 年。当时还有郑老师,是在北海后门那个文采阁。宇锋知道我给江青当过秘书,就跟我约定,让我讲文革时的事情,以江青为重点。我跟宇锋一直相处得很好。宇锋这个人确实不简单,他有那么严重的残疾,坐着轮椅,行动很不自由。他的腿
都需要工作人员给他搬。可他干了那么多事。编《往事》,组织那么多座谈会,采访那么多老人,整理了那么多资料,帮助了好多人。这些事,就是放在一个健全的人身上,也未必能胜任。可是宇锋一个人全干了,十几年如一日。多不容易!
宇锋这个人的心确实很好,对人很善良,很有思想。你看他搞《往事》,他很有思想,很多看法都很独到、尖锐、深刻。《往事》搞了 134 期,很有历史价值的。它不是一方面,是(涵盖了中国现代史)各个方面。

原载【记忆】REMEMBRANCE 2017 年 2 月 28 日第 180 期

戴为伟:何须向死而生——宇锋琐记

March 1, 2017

什么时候认识宇锋的,我记不清了。真正对他有印象,是他来寒舍给先父做访谈那阵儿。那还是用磁带录像机的年代,一盘盘索尼磁带(有一般磁带 1/4大小)放在桌上,摄像师过两个小时就更换一个。宇锋和仲兵(郑仲兵)叔叔坐在爸爸对面,偶尔提些问题,然后就是听父亲侃侃而谈。那时的宇锋,长一些的路要坐轮椅;在四合院,从南屋到北屋串个门,自己一只腋下架着拐也能蹒跚走一段,但看起来很吃力。

2004 年前后,宇锋的文衡文化中心正干得起劲儿,文员、摄像、司机,一应俱全。逐渐每次七八、十几人不等的学术讨论也颇能汇聚一些现代史学者和历史见证人。宇锋曾一口气和一些名人签开独家访谈合约。这些人都大起大落经历过中共建政的头三十年。用王思彤(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的公子)的话,宇锋这是在搞文化产业。把不招人待见还过分敏感的现代史当产业,怎么个赚钱法儿?宇锋不断与人签合同,这之中投入过多少,能不能回本儿?与他相熟的老人们,包括我爸都为他捏把汗。

思彤在文衡做摄像录音师,间或会抱怨自己薪水低。宇锋的正业是与几个哥们儿经营一家耐火材料厂。那是国家投入 4 万亿刺激经济前后,这个企业红火了好些年。自打文衡起来,没见宇锋打理过这个厂。几个哥们支持他搞文化。

文衡办公就在宇锋北辰亚运村的单元楼里。这里既是工作室又是会议室;即是宇锋的家,又是思彤们的宿舍。我复印父亲一些陈旧稿件,时到宇锋那儿去“揩油”。提着五十年代的旧报纸、旧稿件去街头复印,复印作坊里的小伙计小心翻看着已经发黄变脆的纸张,时常皱眉拒绝。这时,只有宇锋会在电话那头儿稀松平常地解我愁颜:“不麻烦,来印吧。”

宇锋的豪爽是出名的,那么多年,逢在文衡办会,中午大多是他破费请各位学者名流聚餐;逢年过节,他会约上十几知近老小,连同小刘、思彤等,像模像样地一起下馆子高兴。

那时候,宇锋工作室人来人往。文员小刘麻利严谨,二三十万字的访谈,过不些日子就能拿出初稿请口述者修改;摄像思彤想法活分,除了完成日常采访,还时常受邀外去积累点素材或赚些外快;司机小宋更是忙得不亦乐乎,送往迎来都是他的事。工作室书柜里各种外面见不到的书、资料整齐有序。那真是文衡火热的年代。

不记得是哪一天,大清早一睁眼,接到思彤情急火燎的电话:“昨天夜里,文衡被抄,宇锋和宿舍的几个人都被带走了……”恰巧这夜思彤没在宿舍休息,否则我们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个急人的恶信。来不及想,我急速把消息告诉爸爸,告诉关心宇锋的朋友们。我们认识的,都是读书爬格子的朋友,谁——,能有办法呢?!

宇锋父亲李晔先生,在康世恩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期,担任胜利油田领导。宇锋多亏了自己父亲,中午时分,他拖着残障的身子,被放回来了。电话里,宇锋依旧笑呵呵的京腔儿:“告诉你家老爷子,别着急,都解决了,解决了。”

听着这话,我好像看到电话那头,宇锋又点起一根细长的坤烟,微微昂着点儿下巴颏,笑着吐出个烟圈。他不讳言自己受到惊吓:“好么,那——,大半夜的,把我们一个个薅起来,当时真都蒙了,都差点儿尿了裤子。不知道招谁惹谁了……”

其实,宇锋还真是招惹人家了。距今约十年,文衡送给一些朋友上下两册复印书《十二个春秋》(邓力群此书当时还未在香港出版)。不知怎的,一套加盖文衡章印的书,莫名流落到有司手里……一场惊吓,大概算是价码最便宜的处罚。半夜被警局抓去讯问,宇锋只好问什么答什么,还能怎样呢?不就是复印了几份手稿(书)?什么罪过?多大罪过!

这事儿没能绊住宇锋,文衡还是不定期地出她的《往事》。粗略想来,这可能是公元两千年后大陆第一家民办现代史期刊了。

把家和工作室裹在一起,宇锋的文衡多了些学生宿舍的杂乱。在没有微信,QQ 也不甚活跃的年份,每次去文衡,都能看到宇锋很不灵便的手指头缓慢笨拙地在电脑键盘上移动,收发邮件。从北大中文系毕业不几年,宇锋不幸患上一种奇怪的病,多发性神经纤维瘤。延宕很多年,不得已手术,落下行动不便的后患。这个病无法根治,那个散漫的怪物还会在他体内生长,出没诡异。

除了重要的口述访谈,工作室事务性工作,宇锋只能大撒把。渐渐的,耐火材料厂经营不景气,摄像比以前更爱抱怨薪水少……思彤终于离开文衡,悄悄带走很多重要的采访录像资料。再有学术交流时,没了摄像的宇锋会默默地在大会议桌上放一只小巧的录音笔。

宇锋很亲近那些因采访结缘的老人。每次我爸爸生病住院,只要他知道,总会从城北头赶到南城的宣武医院和老人调侃热闹一会儿。不为别的,只是一种心的默契和交流。

春节前后,是北京的社交季,这时宇锋会招呼阎老(阎长贵)、王老(王广宇),还有那些文革期间著名人物(毛泽东、江青等)的老服务人员们聚会一次,这好像已经成了他的惯例。就是戚本禹来京探亲,也几次到文衡来坐坐。约聂元梓访谈,和徐晓等为王晶垚(原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丈夫)撰述回忆等等,更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我有时会禁不住好奇,问宇锋些无聊的事:“遇着那号话不投机,又无限热爱伟大领袖的,要你……”宇锋知道我要说什么,一脸坦然:“嗨,别想那些,低头吃菜,实在不成,就认真听着。其实这都无所谓,关键是人家愿意掏心窝子说给你……”说着,他还做出一脸天真、认真听讲的可笑表情。

2013 年新年,一次和阎老去看王老,临出门时,缓缓落在我身后的两位老人突然停下,头挨头挤着嘀咕起来,耳聋的王老声音越来越大:“我说你这个人呀,这不行,还是我来吧,——”,阎老:“这次我先来,明年你再——”。看着我疑惑的样子,阎老说,他们都知道文衡那里比较困难,今年坚决不能再让宇锋破费。两位老人想接续着把聚会办下去。

爸爸听到宇锋吃紧也很着急,希望能帮帮他。逢到这时,宇锋总是笑着:“老爷子,我好着呢,您不用操心”,然后马上岔开话头,接上些老人高兴听的事。

文衡有个房间铺着一张双人床大小的练功床垫,逢熟人去,通常会直接进这屋。宇锋躺在垫子上,边做些康复动作边说话。他告诉我,在轮椅上做时间长了,腰会特痛,这样放松着感觉好些。这是认识宇锋多年来,唯一听到他说疼。
渐渐的,他身体还是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险象。从 2013 年秋冬,不断有宇锋被急救车拉去医院的消息,尽管我们再见到他时,他还是一脸“无辜”的表情,嘴里总是说着“没事没事”。但终究关心他的朋友们还是陷入极度不安。邵燕祥先生老伴谢文秀阿姨几次急的差我去劝宇锋,放弃疗效缓慢的中医,重视起现实状况:“这隔三差五就叫救护车谁受得了啊,一定要重视起来。这样下去不成。可心(张思之律师的徒弟傅可心)那里我也说了,你们一定尽快劝他,不能耽误。”可宇锋很主见的神态,每次提到病,他都会四两拨千斤,两句话就给化开。以宇锋的睿智,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病情缓急。

总坐在轮椅上,身体不能活动,宇锋越来越胖。一年多前,接他来“记忆”工作室,宇锋已经不能自己下轮椅上台阶。启之老师找来两条很粗的旧门框木条,来回挪着,他被一路推进屋里后就这么一直坐着,不时需要别人帮助挪动一下不舒服的腿。

去年夏秋,微信上传出思彤脑出血,躺在医院,医药费无着的消息。已经无法维持文衡支出的宇锋知道后,拿出一万元给了思彤妹妹……。此事宇锋并未对外人道。2016 年 9月底我去看他,无意中提到,他才讲给我。

去年早春,我八十九岁的父亲走了。在八宝山殡仪馆告别之后,人们都散去。待近正午,我捧着父亲骨灰盒上车后,才发现不远处,宇锋正坐在寒风中的轮椅上,眼圈红红的,向泪流满面的我们缓慢地挥手……

仅仅十个月,53 岁的宇锋也走了。他抛下沉疴如山的病痛和心爱的《往事》,头也不回地追随他喜欢的老人们去了。一位朋友在微信上说:“这些年经历了几个老先生的死,今天又是宇锋,我们必须看轻生死了。”■
2017 年元月 10 日

 

吴迪:不可复制的历史人物——宇锋二三事

February 28, 2017

宇锋比我小一轮,但是要在学校上论资排辈,他似乎应该算我的学兄——他从北大毕业的时候,我才进这个学校的大门。他在国企独挡一面的时候,我还在季镇淮先生门下读线装书。他创办文衡的时候,我还徘徊歧路,为没有说话的地方发愁。 如果不是办《记忆》我不会认识宇锋,不会知道北京还有一个“两头真”出没的秀园。而宇锋也不会知道天下还有我这么一个“个人主义者”,更不会跟我掏心掏肺,倾诉衷肠。



宇锋本来想走“团派”的路,现任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是他的学兄。胡春华 79 年入北大中文系,是前任团总支副书记;宇锋是 81 年入学,是后任团总支副书记。

那时的他,少年得志,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北大校园里跑来跑去。他给自己设计的人生是,入仕途,做大事,进中枢,操国器,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这条路的头几步,他走得像模像样——在上学期间当上了团干部,毕业后到国企,几年后就当上了处长。据说,中国的事,都是处长们干的。宇锋这个处长,都干什么呢?他跟我交待:九十年代初,他在海南招商引资,每天就是迎来送往,机场——宾馆——娱乐场所,三点一线。主要任务就是陪着北京来的官员胡吃海塞,兼给各色老总找小姐。除了不陪睡,别的全陪。

“不腐败,不堕落,行吗?腐败是推进器,堕落是润滑油,你要是拒腐蚀永不沾,立马出局!幸亏坐了轮椅,要不然,早晚也得进去!哈哈哈……”宇锋拍着拐杖的木柄,仰头大笑。那时候,他的手脚还能动,还可以架着双拐,一扭一扭地走动。他的手,还能用打火机点烟,不像后来那样绵软无力。

2013 年 3 月 19 日那天是星期二,阴冷,下着小雪。我去看宇锋,说起他的病。他得的是“多发性神经纤维瘤”,二十万个人里才有一个。这种瘤呈线状,细长,在身体里乱长。先是在胸腔的纵隔膜上长,动手术割了;还长,又割了。胸腔没法发展,那纤维瘤就奔颈椎去了。颈椎是个很细的管道,那瘤子一长,就压迫中枢神经。于是又得动手术。宇锋跟医生开玩笑:我这手术可别像文革那样,七八年再来一次。宇锋有点后悔:“如果第二次手术不动就好了。胸腔多大呀,就让它长去呗,咱们肚里撑不了船,放几个纤维瘤还是可以的……”

从秀园出来,地上铺了一层雪。细碎的雪花静静地落在身上。路滑,我推着车,慢慢走。心想,命运真是诡异,如果宇锋不生病,他或许已经做了封疆大吏,我永远也不会认识他。他也不会读我那本正话反说的《中西风马牛》。

2003 年 8 月,宇锋的文衡中心在秀园开张,前中宣部理论局的郑仲兵任董事长,他自任总经理。文秘、打字员、司机,编辑,加上志愿者,少时四位,多时六人。这个中心经营的是搜集当代史料,采访耆宿大老,主编民刊《往事》,为“两头真”和独立学者提供言说的平台,每年还要宴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请他们讲述红墙往事。林彪旧部黄吴李邱的子女也常到文衡小聚,鉴别《邱会作回忆录》的真伪成了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案”也是他寻访的对象,王晶垚、徐晓、冯敬兰、刘进、宋彬彬在这里回顾往事,策划出书。海内闻达:李锐、何方、张思之、朱厚泽、钱理群、邵燕祥、王学泰阎长贵、王广宇、洪炉、刘家驹、何蜀、丁东、林蕴晖、雷颐、韩钢等等都是他的座上客。

大凡中心都以赚钱为业,而文衡则以赔钱为能。上面说的事,都是赔钱的买卖,别的不说,就是请来来往往的人吃饭,每年就要搭进上万元。

如果宇锋没灾没病,他大概不会走上这条路吧?就算是同流合污,也未必人人都能进监狱。他们这几届北大团干部,在“风波”之后,普遍下海,贪腐堕落,家常便饭。我认识的北大校友中,就有一位跟当年的宇锋一样,先在深圳迎来送往,后到北京做某传媒集团的副总。在深圳,我亲眼看见他把一个妓女带上了车,亲耳听到他的下属说他怎么收礼敛财。现如今,人家仍在上海掌管着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心。

“李宇锋现象”只能在他坐了轮椅之后。问题是,坐了轮椅的高官之子,享乐人生者有之;搞中心赚钱者有之;搞慈善扬名者有之。像李宇锋这样,十几年如一日,以“刨祖坟”为己任,费力赔钱,不但没名没利,还要被国安“关照”,半夜三更,上门查抄。高官之后万千,唯坐轮椅的宇锋一人而已。

“吴兄过奖,吴兄过奖!在下愧不敢当,愧不敢当……”如果宇锋听了这话,大概又会眯起眼睛跟我耍贫嘴。如果手指间不夹着烟卷,他可能还会向我拱手抱拳:“吴兄再往下说,我就成了‘身残志坚’的英模了。不过,上台领奖的事,还得劳烦吴兄。”
“领奖感言怎么说?”
“你就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家李宇锋爱的就是这口儿。”
“要是组委会颁你奖呢?”
“奖品就请组委会颁给那些喜欢熊掌、燕窝的主儿吧。”

出身高官的“红二代”,多是可爱又可憎的矛盾体。这种人中的大学老五届,中学老三届,曾经是马氏理想主义的主要载体;同时,又是毛氏专制主义的坚定信奉者。他们可以为消灭帝修反献身,又可以向“狗崽子”施威。他们既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作为、敢担当;又有同样强烈的等级观和优越感,居上位、贪权势。他们性格中多少都有一个“豪”字——说话办事气魄大、直爽痛快、敢想敢为、无拘无束。同时又事事占上风头,强势霸道。在宇锋身上,这个“豪”字也隐约可见。但它多体现在前者。

康国雄老爷子也有一股豪气,经常在三里河他的公寓楼里举办各种会,邀请各路专家开讲,政情股市维权高考,举凡天下大事,没有他不关心的。人老了,皮肤松驰,眼睛变小,眼球浑浊。康老不同,眼睛大且亮,炯然有神。嗓音沙哑,但中气十足。他的令尊是当年陪都的金融大亨康心如,他小时候到蒋介石的府上玩过。文革中,被打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后来,他写回忆录,就以“蒋介石的干儿子”为书名。

有一回,他急如星火地把我召到三里河,说他要在香港办个出版中心,能不能请宇锋加盟?说起来有趣,他这个“黑二代”对宇锋这个“红二代”情有独钟,他是第一个提出,要“李宇锋现象”的人。

据我理解,康老把李宇锋称为“现象”,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宇锋的所作所为与众不同——一个省级高官的公子,办文衡,搞《往事》。其所为作,全是刨祖坟的勾当,这事还不稀罕吗?另是指宇锋很有点代表性——虽说在“红二代”里,宇锋是稀有品种,但是在思想文化界,宇锋却很有些同道。所以,秀园这个平台一搭起来,就车水马龙,高朋满座。大凡“非主流”人物,无论是离休的老干部,还是在职的专家教授,抑或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都愿意到秀园来。

所有的“现象”都不能凭空而来,宇锋能成为现象,源于思想的分化。按钱理群的说法,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事实上存在着两个中国、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一个是毛泽东领导的、占主流地位的中国,另一个则是尽管被镇压、被抹杀,却始终顽强存在的‘地下中国’;一条是在现实上实现的毛泽东的发展路线,另一条是与之相对立,尽管没有现实化,却存在着合理性的发展路线。而所谓‘毛泽东时代’就是两个中国、两条发展路线,相互博弈、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的过程”。(《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后记》)

我要补充的是,到了后毛时代,这两条路线的博弈更加激烈且日益公开化。文革结束,左派要捍卫毛,坚持道路制度理论;右派要改。那时候,左右两派的主力是三零四零后。

“反自由化”一役,双方打了个平手。“风波”之后,左派势力大张,“毛粉”极左疯长。右派被清除。但经济一旦市场化,政治控制力就减弱,毛时代的思想一统,管理一元的格局不攻自溃。自由化虽在体制内难以存身,其思想散落民间,遂有各类经营文化的中心、中心、工作室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大部分经营文化者,走的都是影视音像之路。搞独立制片,拍摄违禁题材;到境外参展参赛获奖,或者与海内外电视台联手。真正以学术为基础的,如“天则经济研究所”这类公益性民营企业极少,而文衡就是这极少中的一个。与天则一样,文衡也是为社会无偿提供知识产品。与天则不同,天则搞的是经济;文衡搞的是当代史。经济是热门,最宽松。

当代史是冷门,最严苛。

后毛时代,当代史是个交通枢纽,往左,它通向中国特色;往右,它通向普世宪政。谁占了这个枢纽,谁就有了引导国家向何处去的话语权。当代史由此成了左右必争之地,而文革则是这地方的桥头堡。自八十年代以来,这个桥头堡一直在主流的手里。争夺这个阵地的任务,天然地落在了独立学者手中,这些人散布在各个角落,无天时、无地利、无资金、无平台。唯一可以自豪的,就是装备精良。几十年来,纵八面受敌,仍仰攻不止。这时候,文衡出现了,《往事》创刊了,宇锋举起了一杆旗,把这些散兵游勇聚到一起;宇锋撒下了一张网,将那些深藏在记忆中的陈年往事打捞出来;宇锋办了一个光荣榜,那些文革研究做了贡献的人们——周良宵、顾菊英等人榜上有名;更重要的是,宇锋撑起了一个平台,为那些“两头真”的老干部,为那些“主流”之外的边缘人,为那些被打成“黑二代”的前“红二代”提供发声的空间……。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重估历史。

在皇城根底下,举旗、撒网、搭平台,搞“非主流”,肯定会惹祸上身。文衡十年至少有两次幸蒙国保光顾。

第一次是在 2006 年,某晚有关方面请他来一趟,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宇锋吃罢晚饭,由家人推着来到了指定地点。一位官员告诉他,他们接到了可靠的情报,文衡藏有违禁之物,明天要去查封。宇锋表示一定配合。他估计,是中心自印的书出了问题。

第二天,十几名便衣光临秀园,先把所有的人赶进厨房,喝令他们面墙而立。然后分兵几路,搜查各个房间,而目标——几十套《邓立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就在眼前。

“罪证”昭然,队长一声断喝,带走!便衣们将这些书搬上汽车,呼啸凯旋。

事后,我问宇锋:“关了你多长时间?”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就把你放了,够便宜你的!”
“人家一看见轮椅,就倒了胃口——藏有违禁物的,不能飞檐走壁,至少也是个腿脚灵便吧,谁知道是个甲等残废。关着我,不但得给吃给喝,还得派个专人护理,警力这么紧张,还是乘早放了吧。哈哈哈……”

查没了这些书后,文衡既没被封,也没被罚。其原因,坊间说法不一,一个版本说,时任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为文衡说了话。为什么周永康要关照文衡,因为他以前是宇锋老爸的下属。

另一个版本是,宇锋的老爸早就看不上周永康的溜须拍马,周逢年过节看望老首长,宇锋老爸都闭门不见。人家对文衡不罚不封,跟宇锋的父亲没一毛钱关系。只是因为宇锋的朋友认识里面的人。

前一个版本,让我想起了王力雄的一段逸事。那年,他到新疆搜集兵团资料,被国保盯上。没收了资料,人也进了监狱。审讯逼供,要他交出后台,力雄打碎眼镜镜片,割腕,以死相抗,未遂。力雄的老妈闻讯,给江泽民打电话痛诉悲情:我的丈夫文革被迫害致死,如今我的儿子又被你们关押……。于是,力雄被释放——原来力雄老爸当年是长春第一汽车车辆厂的党委书记,江从苏联留学归来,就在他的手下的动力处任职。

不管哪个版本,都让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在美国出了事找律师,在中国出了事找熟人。

文衡第二次出事,是在 2010 年六四前夕。不知道为什么,国保把文衡看成了秘密窝点,一大早就派人在中心门口蹲守。以研究“九一三”著名的青年学者司马清扬,从加州回国,看望宇锋。一进门,被那国保逮个正着,问找谁?司马是个机灵鬼,一看不对头,马上改口说,他是来应聘的——文衡在网上招工。国保信以为真,司马走脱。吴法宪的女儿金秋可没那么幸运,她比司马来得晚些,被国保盘问不止,她离开后,还有人尾随。吓得她跑到了天通苑,才给宇锋打电话问怎么回事。

宇锋说,他当时就在屋里坐着,看着国保的辛苦,很想给他们一杯水喝。

宇锋让我给他写个条幅,写什么?我想起了《呻吟语》中的“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

残疾人的共性是孤僻和自卑。宇锋是个例外。他一旦躺下,就必须有人扶助才能坐起来;坐着的时候,两条腿又得不断地调整姿势——把一条腿弯曲,把脚搭在另一条腿上。过一阵,再把这条腿放下,换上另一条腿。所以,他常年雇个护工。

我曾扶他从床上坐起,曾给他换过腿,但是,我一直不好问,为什么他的床没有床头,床上没有被褥枕头,只有一个光溜溜、硬梆梆的黑色皮革的垫子。我更不好问他,如果到时候不倒换腿脚,他的身体会怎么难受?

有一次,说起宇锋没病时,郑先生说:“当年可有不少女生追他呢!”
宇锋笑:“要是现在还有女生追,那才算本事呢。”为伟说宇锋淡定、优雅、从容。
我觉得都不准确,但想起了听说小儿破贼仍在下棋时的谢安。

《记忆》跟文衡有几次合作。一次是《毛最后的革命》(麦克法考尔和沈迈克合著,香港、台湾都出了中译本)的研讨会。一次是纪念“九一三”四十周年。宇锋和我轮流主持会议。为了正规化,我置办了震铃,准备用它来掌握会议的时间。可真到了开会的时候这个武器对我一点也没有帮助——我拿不准是不是应该打断发言的人。碰到那些滔滔不绝的雄辩者,时间就无限的延长,而听众也木然从之。宇锋不用震铃,他有决断,有识见,把议题引向更有益的方向。

事后,与会者埋怨我,说人家宇锋比我会主持。我不服气,暗地里把我跟宇锋做了一个比较研究,我与他有三大不同:第一,我不是当领导的料,没组织才能。平生当过最大的官,上学时是小队长,下乡时是记工员,工厂时是小组长,没机会锻炼主持会议的能力。宇锋上学时主政系团总支,工作时是独挡一面的处长。就算不是天生的领导,后天也锻炼出来了。第二,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对组织、集体、纪律,从小就打心眼里烦。上小学,我“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老师说我是自由主义。中学大串联,学校都空了,就我没去。

我平生最讨厌开会,不管什么会,只要能溜的一定溜,溜不成就在下面干别的。宇锋从小热爱集体、遵守纪律,是开会的专业户。第三,我喜欢讽刺,擅长给人家挑毛病。一有机会,还要出出洋相,说说俏皮话,逗逗哏。瑞典的汉学家沈迈克有意跟我来个双口相声,我还正经八百地写了个相声。当我从何方的书里知道,他年轻时也喜欢出洋相,顿时感到大欣慰。宇锋没有这些毛病嗜好,他虽然也诙谐,也调侃,但都是枪口对内,拿自己开涮。

我把上述研究成果讲给宇锋,并得出结论:“如果我跟你一个单位,你肯定是我的领导,而我肯定会给你捣乱;于是你就给我小鞋穿。文革一来,我就把你揪到台上批斗。”

宇锋拧眉做沉思状:“造反派是这样炼成的!”

我那时住的地方离宇锋不远,有时会骑车到秀园找他聊天。我问他《往事》选稿的标准,怎么在“地雷阵”里办刊——要知道,版署规定有十五个方面的选题必须报批呀!
“啊哈,《往事》是走钢丝,既要有新东西,又不能惹人家生气。咱们跟我党耳鬓厮磨这么多年,还不知道哪些事炝人家肺管子?我执行的是‘五不碰’:高层不碰,军队不碰,风波不碰,法轮不碰,民族不碰。”杜导正给《炎黄春秋》立了个“八不碰”的规矩(六四,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法轮功,现任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民族问题,外交等),王鼎钧说台湾有个“三不碰”(不碰军队,不碰特务,不碰第一家庭)。国共一奶双胞,英雄所见略同。不过台湾是过去完成式(五六十年代),大陆是现在进行时。足不能出户的宇锋早就不学自通。

2015 年国庆,我们下了大决心,请宇锋到“记忆之家”来。“记忆之家”在一楼,楼外的大门前有四个台阶。我找了两个长木板搭在台阶上,为的是把宇锋和轮椅从板子上推上去。但是,轮椅一压上木板的下面的一头,上面的一头就会翘起来,几个人手忙脚乱,连推带抬,总算让宇锋进了屋。换别人,不知道得说多少感激的话,而宇锋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来,我得减减肥了。

承受他人的帮助,往往会感谢得过头。残疾人则会以过度的自尊掩饰深藏的自卑。这些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宇锋的淡定,让我想起了谢安的雅量——临喜临怒看涵养。没有大度量的人,在这时候,是沉不住气的。

“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荀子这句话,可以用在宇锋身上。

学术界也是红尘,“非主流”也是江湖,这里不是君子国,没有象牙塔,行走在边缘的人们也各有各的主义、政见和小算盘。人性的阴暗,人情的冷暖,名利欲、嫉妒心、地盘意识、山头主义、霸权思想,在独立学者、异见人士那里,一点也不比别处少。“水深江湖阔,无使蛟龙得”。宇锋没有遭到太多的嫉恨,端赖他的残疾——谁会跟一个高位截瘫的人论剑争雄呢?

但是,人心的冷漠,人情的刻薄,他是躲不开的——他为独立学人、民间人士提供平台,车接车送,请吃请喝,十年如一日。却少有人关心他的病情,少有人想到他的生计,更少有人关心他的精神世界。奔着平台,冲着会议,人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一旦文衡关张,平台消亡,马上门前冷落。是啊,大家都忙,没有人再想到秀园那个坐轮椅的人。对于宇锋来说,这都不算什么——谁让你爱上这一口呢?真正让他伤心的,是利用他的善心诚意,欺负他的残疾,敲诈他,勒索他。

2014 年秋,宇锋的中心关张。我去看他,宇锋像弥勒似地坐在床边,神情黯然。我问他,文衡为什么关了?他告诉我,他是耐火材料工程中心的股东,这十年一直是用他的股份支撑这个中心。文衡每年开支四五十万,十年花了四百多万。本来以为背靠大树好乘凉,没想到耐火材料不景气,“大树”倒了,他的股份也泡了汤。从年初到现在,文衡的开支全靠他的个人积蓄。为了开源节流,他辞了文秘、司机,把房子租出去。可还是入不敷出。只好把中心注销。

宇锋告诉我,王思彤把他这么多年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宝贵的音像资料席卷而去,手机不接,电话不回,发信不理,连他妹妹也不知道上哪儿找他去。

王思彤我见过多次,高高瘦瘦,不爱说话,一个安静温和的中年人。九十年代我去瑞典隆德大学做客座时,他老爸王若水跟我同行。我跟王思彤聊过这事,他只是安静地笑笑,没发表什么意见。他在文衡做专职摄像师,是中心的几个固定的员工之一。
“他为什么这么干?”
“还不是想要钱!”
“干吗不报警?”
“我不想给王若水丢人。”

宇锋说,王思彤没成家,爱招惹女性,所以老缺钱。在他这儿的时候,三天两头跟人家借钱,不但跟他借,还跟司机、秘书借,从来不还。据说,是结婚用,可女朋友换了好几拨,婚也没结成。

2015 年国庆节,我邀请宇锋等十几位朋友来“记忆”小聚。北大老五届的刘淑君就是那时认识的。刘淑君后来告诉我,她曾经在文衡当过半年义工,王思彤雁过拔毛,跟她要了好多东西,还借了两万块钱,说是要买汽车。借了好久也不还,刘问他是不是不想还了。王诉了一大堆苦。刘淑君后来也不跟他要了——“直当我送给了王若水。”

2016 年 9 月,宇锋要回东营,走前要见我。我手上有活儿,不想去。为伟说,宇锋找你一定有事。我去了。宇锋刮了胡子,显得年轻福态。他说东营有个康复中心,设备好,服务也周到,他打算去调理调理。两周一个疗程,人家实行封闭式管理,没法上网,不能接电话。他打算做六个疗程。

说话间,宇锋指着墙角白布苫盖着的一堆东西,告诉我,王思彤卷走的音像资料回来了。我忙问怎么回事?
“唉,这是失之偶然,得之侥幸。前几天,王思彤在街上走,走着走着,突然摔倒,到医院一看,脑溢血,成了半个植物人。他妹妹是好人,赶紧通知我,让我把他赖着不还的东西取走。这不是,取回来了。”宇锋指着墙角,几块大白布盖着的一大堆东西。我和为伟连声感慨:王若水摊上了一个坏儿子,还有个好女儿!“她正为她哥的医疗费犯愁呢!王思彤没参加医保,所有的钱都得自己掏。她妹妹哪有那么多钱,只好向朋友募捐。”
“他怎么不参加医保?”
“当初,他在文衡的时候,我一再劝他参加医保,中心给他出大头,他出小头。他连那点小钱也舍不得掏,你看,造孽了吧。他妹妹得到处磕头做揖,为他募捐。”
“你又捐了?”
“只捐了一万。不看别的,就冲她妹妹吧。”宇锋叹了一口气。

那天是 9 月 22 号星期四。宇锋从此永诀。

也就是在这个月,宇锋做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2016 年 9 月 11 日至 13 日,他神不知鬼不觉地举办了“邵燕祥作品研讨会”,郑仲兵、钱理群、王学泰、章怡和等重量级人物参加。请看主持人宇锋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满满两天的精彩发言,鸿儒谈笑,不到三天的新朋老友聚会,共同切磋,彼此受益,意犹未尽,依依难舍!最后说一点多余的话。是我个人的感受。

在这日益逼仄的时空里,聚集这样一批当今中国的贤者、智者、好人,真不容易!这不仅源于邵先生人格魅力和文章魅力的感召,更是各位理想不灭精神不死的证明!放眼望去,半室萧然白发,半室花甲青年,你们是何等优秀的一群!

钱先生谈坚守,章先生谈悲哀,邵先生戏称“提前开的追悼会”,请恕我不顾忌讳,联想到《茶馆》最后一幕,三位老人家那段戏——“咱们喊喊呢?喊喊?”这是时代的挽歌,也是时代的呐喊,你们是脊梁,是火把,是碑照!

二十七年前,游行期间,中国社科院大楼临街一面,一窗一大字,上书“你们正在写历史”。我想,这几天,我们就在写历史。在这危难而荒唐的时代,刺出一刃,点燃一灯!

章先生说“不能病,不能疯,不能垮”,这也是我们对各位前辈、老师的殷殷期待与祝福!

我们祈祷,将来有一天,我们发起“邵燕祥创作 80 周年研讨会”,大家都来,健康的来,快乐的来,幸福的来!
这算这一次的结束语,也是下一次的邀请函!

谢谢大家!恭候大家!


2016 年 9 月 11--13 日,“邵燕祥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宇锋和与会者合影。


22 日那天,他不无得意地跟我说:“就连最挑眼的章怡和,这回也很满意。”一个高位截瘫,只能用一个手指敲电脑的人,赔钱费力,干出这等事业,其气魄、担当、本领如何?你会说,敢情了,他爸是副省长,有钱。不错,宇锋过去有点儿钱——在耐火材料厂有股份。问题是,有钱且身体健康的人多了,谁有这种境界?这份责任感?何况,在股份为零之后,宇锋不也照样在举旗、撒网、搭平台吗?



宇锋对死是有准备的。2013 年 3 月的一天,刚吃完晚饭,他突然喘不上气来,脸憋成了青紫色。妻子胡伟情急之下,咬开速效救心的小瓶,在黄金三分钟把药塞到他的嘴里。在急救车上,宇锋醒了,向胡伟和女儿畅畅扮起了鬼脸。事后,我和为伟到秦老胡同看他。

“一场虚惊,害得吴大人百忙之中,拨冗探视,以后小的再也不敢随便犯病了。”他笑呵呵的,像往常一样贫嘴寡舌。
“怎么回事,怪吓人的?”
“唉,那天我突然喘不上气来,就觉得憋得难受,后来就被人事不省了。原来看书上说‘气若游丝,命悬一线’这回可有了亲身体会。那难受劲,抵消了吸烟的全部好处。”
“有没有办法预防呢?”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现在就是听天由命了。”

那天是 3 月 17 日星期天,天气阴冷。我的心情像天气一样阴沉。从秦老胡同出来,我想起了前拐棒胡同,想起了徐晓笔下的赵一凡。今天的宇锋与四十年前的赵一凡何其相似!

他们都是身残志坚,都是“红二代”(赵一凡的父亲赵一平,25 年入党,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第二号当权派。李宇锋的父亲李晔,49 年入党,官至山东省副省长。)都立足民间社会,都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收集保存史料,都是“合理利己主义者”,不遗余力地为他人服务。

不同的是,赵一凡打交道的,多是年轻人,李宇锋打交道的,多比他年纪大。赵一凡是知青沙龙的主人,是“挖掘灵魂深处的启蒙者”;李宇锋是秀园会所的寓公,是“重写历史”的组织者。钱理群说,赵一凡既反叛又归顺,是固执的理想主义者,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不可复制的历史人物。”(钱理群:《书信里的知青心路历程——读〈民间书信〉》 载《记忆》178 期。)李宇锋则是一个固执的民主主义者,是宪政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十几年来,他用双臂拖着僵硬之躯,一寸一寸,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移到历史人物的碑林之中。这些人物沉潜下僚,默默无闻;但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自古以来,国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精英之士得其一而足慰平生。

宇锋残而弥坚,以身做则,是真正的“感动中国人物”。这是不是立德?宇锋赔钱四百万访谈口述,钩稽索隐,重构历史。这是不是立功?宇锋主编《往事》十有余载,四册五卷,启人心智,这算不算立言?

如果宇锋九原重坐,又会笑呵呵地朝我拱手说:“折煞折煞。盖棺论定,我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合理利己主义者。不让人恨就知足!”宇锋小我一轮,肚量比我大,对世道人心看得比我透彻。

文衡关张后,我跟宇锋有过长谈,他对门前冷落,别有一番解释:“物以稀为贵,非主流更吸引眼球,照样是媒体的座上客,照样当博导教授。没有文衡,人家一样活,可能活得更好。你别指望上封神榜,到忠义厅上排个什么座次。《往事》就是钻个空子,等到可以自由办报了,早没我的事了。那时候,能人多了,我这算什么,偃旗息鼓,歇了。”

毁誉对他来说,像雾像雨又像风。他不在乎后人的评价,他在乎的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

办了《记忆》之后,我认识了好多人,这些人的思想遭际,是两个中国博弈的实录,是主流与边缘关系的记载,是当代国史的重要组成。看到他们为官家所打压,为公媒所不容,为毛粉妖魔化。我遂发一宏誓大愿——尽我所能记下这些朋友。

王年一是第一个,刘向宏是第二个,宇锋竟成了第三。■

2017-2-27
北京之北

李宇锋写给王年一的六封信

February 28, 2017

【文衡资料】

李宇锋写给王年一的六封信
(2005-2006)

王老:您好!
《往事》迄今已有二十一期,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恳请您指点!
过一段,可能有朋友去拜访司马璐先生,我们希望能向他提一些问题。您对《司马璐
回忆录》有何评价?书中有哪些事情没写清楚,或不准确?因为司马先生年事已高,又在
境外,采访的机会不会太多,我们“外行看热闹”,怎样使这部有影响的书尽量少些遗珠
之憾,希望您赐教!
祝您健康!问阿姨好!■
2005-8-26


王老:您好!
阎长贵老师转来了您建议举办专题文化沙龙的信件,郑仲兵老师和我们都很赞成。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限制,使我们在从事历史记录的工作时,经常感到视听闭塞,对
境内外的研究现状十分隔膜,如果能建立这样一个平台,是非常有益的。郑老师希望了解
您的具体设想,比如关于邀请人员、大致规模、活动周期、专题选择等等。
您对于《司马璐回忆录》的看法,我们一定转达。
祝您身体健康!■


王老:您好!
10 月 9 日大札拜读,同意您的意见。我已经转告给韩钢、洪炉、阎长贵三位老师,他
们很愿意参加。舒云老师我不认识,已托阎老师转告,估计没有问题。
关于地点,我想安排在国防大学附近,找一间能谈话的宾馆(或招待所)房间,吃饭
也方便(因为居住分散,路途需要时间,且深入交流至少得半天,工作便餐还是要安排)。
我有一个想法,请您考虑。按照以往座谈的经验,很多信息、见解,如果没有记录,
很容易谈过便算,甚至谈过便忘,十分可惜。能否录音整理,发每人一份做研究参考?当
然这样做要征得大家的同意,如果因此不能畅所欲言,那就作罢。
第一次交流的时间,请您定。我通知各位老师。
特别希望听到您对《十二个春秋》的见解。
郑仲兵老师感谢您的关心。他还有最后一期化疗,估计一周左右出院。田晓青问候您!
祝您健康!■
2005-10-28


王老:您好!
看到您写给《开放》的文章,感动复感慨:以您的学问、声望、年龄和身体状况,不
仅勤于治学,而且勇于反思,确实使我景仰!这篇文章您如需要我们寄送,请告之。
最近,我和王友琴有通信来往,她对文革中的红卫兵暴行有专文论述并搜集了不少资
料,愿意提供给您,不知您是否感兴趣?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一些生动的小故事对研究、注释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以及人物之
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甚至可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一般“正史”是不记载这些
小故事的,流失了非常可惜。即便从阅读和流传的角度,也有大文章无法替代的长处。因
此,恳请您在有精力的时候,写点故事(比如“到叶帅家看长征密电”)。或者请您口述,
我们录音整理。我甚至奢望,有一天,大家讲述的故事可以汇集出版,那一定成为历史研
究的珍贵参考书。(刚收到您的信,谢谢您的稿件。)
此致 祝您健康!■
2005-12-9


王老:您好!
今天上班,才收到 1 月 24 日大函,谢谢您为“茶话会”操劳!
节前我碰巧结识了印红标老师,他提到您,并表示愿意“琢磨个题目”。我给他发去
《往事》各期,请他指教。您提到卜伟华先生大作《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一定十
分精彩,不知道作者是否同意《往事》摘登?
听阎老师说,您关于“文革定义”的文章亦已杀青,更使人引领期盼!
“到叶帅家看电报”的档案如果真的“毁掉了”,就太可惜了!早风闻“有司”有销
毁档案的毛病,在我们局外人猜测,毁的总是些“传位诏书”、“要闻密奏”、“谋反宣
言”之类要命的证据,而且偶一为之,尚得临渊履薄,冒天下之大不韪。“看电报”的档
案有多大干碍?怎么竟如此大胆、荒唐、草率?照这般推测,那巍巍然的“国家档案馆”
岂不是早就支离破碎了?很多历史真相岂不是也只能不了了之?
您说的对,“大家都讲话,事情就好办了”。
您对别人的作品,多加推崇,这是宽厚和谦逊使然,我十分敬重。但作为读者,我在
您的作品中看到了更多的严谨、中肯、老辣,实有他人不可企及之处,您确实不必“深感
自愧弗如”。对您的文章,不是不能商榷,但得拿出真材实料和真知灼见来,类似“碧水”
一类,实在不值一哂。
我们给您老两口拜个晚年!
祝您新的一年身体好,成果多!■
2006 年 2 月 7 日


王老:您好!
2 月 8 日大札拜读。
我已和卜伟华老师联系过,并把《文衡简介》和《往事》第一期发去,以自我介绍并
请他指教。大作《评<历史决议>中的文革定义》,舒云老师也传了我一稿,据说仍在修改

分精彩,不知道作者是否同意《往事》摘登?
听阎老师说,您关于“文革定义”的文章亦已杀青,更使人引领期盼!
“到叶帅家看电报”的档案如果真的“毁掉了”,就太可惜了!早风闻“有司”有销
毁档案的毛病,在我们局外人猜测,毁的总是些“传位诏书”、“要闻密奏”、“谋反宣
言”之类要命的证据,而且偶一为之,尚得临渊履薄,冒天下之大不韪。“看电报”的档
案有多大干碍?怎么竟如此大胆、荒唐、草率?照这般推测,那巍巍然的“国家档案馆”
岂不是早就支离破碎了?很多历史真相岂不是也只能不了了之?
您说的对,“大家都讲话,事情就好办了”。
您对别人的作品,多加推崇,这是宽厚和谦逊使然,我十分敬重。但作为读者,我在
您的作品中看到了更多的严谨、中肯、老辣,实有他人不可企及之处,您确实不必“深感
自愧弗如”。对您的文章,不是不能商榷,但得拿出真材实料和真知灼见来,类似“碧水”
一类,实在不值一哂。
我们给您老两口拜个晚年!
祝您新的一年身体好,成果多!■
2006 年 2 月 7 日


王老:您好!
2 月 8 日大札拜读。
我已和卜伟华老师联系过,并把《文衡简介》和《往事》第一期发去,以自我介绍并
请他指教。大作《评<历史决议>中的文革定义》,舒云老师也传了我一稿,据说仍在修改
中,我想,这么好的题目,这样几位作者,如果精益求精,完全可以成为经典文章。
昨天和郑老师、田晓青商讨今年的工作安排,其中谈到文革座谈会和论文结集出版。
我们考虑,是否应该对文革结束三十年来的研究状况,做一个大致的梳理?比如对文革的
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主要问题、重点阶段等,形成了什么样的成果?与“标准答案”或
以往的结论有什么不同?简言之,给这三十年结帐,甚至给下一步研究出题。由此,论文
集就有几种设想。
一种,拉题目,分析“标准答案”或各类“流行观点”。按时间或重大事件:文革的
发动,五十天,批判资反路线,大串联,全面夺权,二月逆流,七二零事件------;按人
物:毛、林、周、江、刘、邓-----;按问题:文革定义,发动文革的原因,文革中的各种
力量(两个司令部、军队、群众组织、工军宣队、革委会等),文革的后果,文革中的经
济、文化、国防、体育、外交等,文革对世界的影响-----。这些题目,既可约专家写,也
可从现有成果中选。也许不能面面俱到,但大致有个框架(或者脉络?)也可以成书。所
提问题要准、精、巧,以上只是举例说明。
如果以分析“标准答案”为主,则比较集中,可以“多说”,深入分析。不仅要指明
其“不然”,还要探讨其“所以不然”;如果以分析各类“流行观点”为主,则比较广泛,
必须“多引”,点评要精当。
再一种,“乱炖”文革。题目不限,作者各展其长,只要有言之成理的独到见解,就
收录。讨论时甚至谈到,一次座谈会谈不完,可以五次。我觉得,弓拉得太满,反而拉不
动,不如先做一次、集一批文章再说。
以上种种,请您指教!或者您径自出题更好。
我很希望,咱们今年能出一本真正有份量的、留给历史的书。
此信同时转阎、卢、舒云三位老师,一并请教!
恭颂大安!


转自记忆 REMEMBRANCE 2017 年 2 月 28 日第 180 期 

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简况

February 28, 2017
【文衡资料】
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简况
 
一、简介
 
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是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民营企业,成立于2003 年 7 月, 注册金额1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郑仲兵。法律顾问张思之、傅可心。
 
二、宗旨
 
本中心继承和发扬中国民间编撰史志的优良传统,以现代科学观念和现代技术手段,为史学界、学术界、中国社会,构筑一个老百姓的搜集、整理文史资料的工作平台。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记录口述历史。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波澜壮阔,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很多史料、见解无法形诸笔端、录入史乘、见于报章。随着历史事件当事人的相继辞世,大量珍贵的记忆和见证不断流失,使得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越来越模糊,张冠李戴者、似是而非者、南辕北辙者比比皆 是。
 
面对民族财富的流失,本中心希望通过记录口述历史,由拾遗补阕而去伪存真,循追思以往达探索未来。我们以至真、至诚、至善、至爱、至美、至识为目标,竭诚为老朋友、 老同仁和一切有志于以自己的亲历、亲闻为历史留下见证者营造一个创作之家。
 
本中心虽以企业注册,实际开展的是抢救历史的公益活动,并不以盈利为目标。
 
三、业绩
 
1、 采访近百位当事人、当事人亲属及有关学者

A:文革亲历者:

大学: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周泉缨、胡宗式、谢龙
中学:李冬民、刘龙江、秦喜昌、康苏君、刘进、宋彬彬
工人:刘锡昌、徐铠、安玉荣、范以本、张振元、闫德甫、赵天顺、李自卫、李阜

中央文革、中办工作人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江青、陈伯达身边工作人员):
戚本禹、阎长贵、杨银禄、王广宇、李传俊、矫玉山、程汝明、李子元、周淑英、
赵柳恩、马晓先、李仁庆、姜宝元、缪俊胜、李景如、王保春、王文耀、邬吉成、
吴连登、姚军
“九一三事件”当事人及亲属:李作鹏、胡敏、胡萍、黄春光、吴新潮、李冰天、
邱路光

B、改革开放亲历者:
胡绩伟、于光远、杜润生、李锐、张思之、冯兰瑞、何方、于浩成、李洪林、马沛
文、武精华、李春光、戴煌、曾彦修、吴象、朱厚泽、理夫、韦典华、朱通、郑仲

C、其他:
当事人及亲属:蔡省三、孙嘉瑞(梅娘)、谭天荣、康国雄、刘乃崇、谭秉文、刘
备耕、王晶尧、吴持生、黄肖路、罗怀祖
学者:王年一、迟泽厚、周良宵、顾菊英、卢弘、蓝英年、郭德宏、张万舒、沈志
华、韩钢、王海光、卜韦华、胡杰、梁茂春、周孝正、楚泽涵、张曼菱、刘自立、
赵晓玲

2、召集十五个主题计二十五场座谈会

漫谈文革座谈会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六周年座谈会

卞仲耘纪念会
座谈《吴法宪回忆录》
“民主与社会主义”专题研讨会
十月革命座谈会
反右整风座谈会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座谈会
中年知识分子聚谈“告密”
师大女附中老校友座谈会
沈志华谈斯大林模式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研讨会
《邱会作回忆录》学术研讨会
《邱会作回忆录》与《心灵的对话》访谈
《历史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


3、积累资料
A、录像:约 700 余小时
B、录音:约 880 小时
C、文字:约 560 万字


4、编辑书稿
A、《工作人员谈江青》(暂定名),约 60 万字
B、《解放——城市记忆》(暂定名),约 70 万字
C、《我控诉》(暂定名)约 20 万字


5、《往事》
截止目前,编辑内部读物《往事》计117 期,180 万字。


四、中心学术顾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何 方 冯兰瑞 吴 象 于浩成 戴 煌 吴明瑜 李洪林 邵燕祥 苏双碧 蓝英年 钱理群、曹思源
刘家驹 靳树鹏 阎长贵 王广宇 徐 晓 韩 钢 何 蜀 吴 迪(启之) 王海光

附:往事目录
第一期
漫谈文革座谈会
第二期
“陈里宁事件”始末 王广宇
第三期
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曹天予
第四期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 聂元梓
第五期
“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摘要) 王年一 何蜀
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 王年一
我写《大动乱的年代》 王年一
第六期
军报在文革中是怎样塑造“英雄”的?卢弘
第七期
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

第八期
进退皆是忧——李慎之先生片断 郭荫芍
第九期
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上)韩钢
第十期
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职能)机构的回忆 王广宇
第十一期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摘录)
第十二期
“缔造”和“指挥”的风波 阎长贵
第十三期
中国托派概述 唐宝林
第十四期
“三反”是成功的群众运动吗?胡甫臣
第十五期
转型:穿越历史三峡 唐德刚
第十六期
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下)韩钢
第十七期
《非常道》补遗 余世存
第十八期
我与张国焘的交往 司马璐
第十九期
二十世纪的一场民营电影梦 章立凡
第二十期
怀念一代报人王芸生 刘自立
第二十一期
一九六六年春夏的武汉 徐海亮
故事四则  阎长贵
第二十二期
谢山诗文
第二十三期
略论《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王芝琛
第二十四期
亲历无为大饥荒 杨金声
爷爷之死 虞廷
第二十五期
卜占亚上下“贼船”记  迟泽厚
故事四则  王广宇
第二十六期
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 千秋
第二十七期
“右派”活化石林希翎 卢弘
第二十八期
历史是个好老师 靳树鹏
戏解西游 谢山
第二十九期
文强事件与“叛徒案” 何蜀
第三十期
断忆重庆武斗 周孜仁
第三十一期
黄吴李邱的“九月十二日” 舒云
第三十二期
我怎样成为造反派 李木森回忆
何蜀整理
第三十三期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述评 唐少杰
第三十四期
基督徒的云南故事 周孜仁
第三十五期
对一份文革传单的考辨 王海光
第三十六期
内蒙古的夺权风波 吴迪


第五十二期
一个文工团员的遭遇 孙敏
第五十三期
克伦斯基谈“十月革命” 罗仁
决战——托洛斯基笔下的“十月革命” 托洛斯基
第五十四期
关于中国近现代路径选择的思考 朱厚泽
第五十五期
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 章诒和
《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 章诒和
第五十六期
俄国革命与民粹主义 金雁
第五十七期
一个普通大学生怎样走入文革  聂树人
第五十八期
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史学界  金雁
“真空罩”下:1920—30 年代的苏联  金雁
第五十九期
红色佳人泪——记李氏姐妹 卢弘
第六十期
怪诞莫名法官路 张思之
第六十一期
反右后李慎之的一封家书

第六十二期
吴宓与家务女工  何蜀
第六十三期
王年一的一次谈话(摘录)
第六十四期
黄万里等关于三峡工程的备忘录
第六十五期
关于长征的对谈录  Y ,C
第六十六期
《十字架的播种者》序  雅科夫列夫
前苏联 819 事件回眸 思源
第六十七期
一个右派分子的逃亡记
张先痴
第六十八期
五十年后的一封信——致某反右执行者
赵文滔
第六十九期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  冯志轩
第七十期
我与中共和柬共  周德高笔述 朱学渊撰写
第七十一期
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李洪林

第七十二期
高岗反省检查  赵家梁张晓霁
第七十三期
张思之律师谈“两案” 

第七十四期
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韩钢
第七十五期
往日军旅性见闻 刘家驹
第七十六期
“思想改造”旧文录
第七十七期
“告密”旧文录
第七十八期
我所经历的“党员重新登记”  邵燕祥
第七十九期
卢作孚最后的日子 赵晓铃
第八十期
改革的神话及其他——傅高义访问郑仲兵(2006 年 6 月 15 日)
第八十一期
新闻改造旧文录
第八十二期
趋势与选择——对历史唯物论的解读与批评
张显扬
第八十三期
周良宵、顾菊英夫妇谈文革史研究
第八十四期
广州南湖“行宫”修建记 迟泽厚
第八十五期
沈志华教授纵谈苏联斯大林道路
第八十六期
从反左到反右——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前前后后  张显扬
第八十七期
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项建议  吴江
第八十八期
革命何以吞噬自己的儿女?——绵绵难抑的思绪 戴煌
第八十九期
毛泽东眼中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  邵燕祥
第九十期
雪泥鸿爪忆耀邦  李洪林
第九十一期
我的父亲康心如  康国雄
1964 年康心如口述(节录)
第九十二期
朱厚泽谈“三宽”
第九十三期
漫忆厚泽 作新斯人 余世存
厚泽先生魂归何处?  窦海军

想厚泽  袁正光
厚泽同志的思想魅力将与现代文明共存  蔡德诚
“三宽”是篇大文章——怀念朱厚泽先生  张显扬
第九十四期
朱厚泽最后的日子——郑仲兵日记摘抄
(2008 年 12 月 10 日——2010 年 5 月 9 日) 郑仲兵
第九十五期
从破产法立法看“三宽政策”的硕果  曹思源
厚泽先生的价值  梁丹
第九十六期
大跃进时期的河北副省长胡开明 老鬼
第九十七期
白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台湾老兵张家林自述
第九十八期
中共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王海光
第九十九期
“启蒙社”始末记  王永安 周修强
第一百期
朱厚泽的精神财富 李洪林
不朽的“三宽”——悼朱厚泽 吴象
第一百零一期
历史学者座谈《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第一百零二期
1949 年前民生机器厂的工潮 赵晓铃
第一百零三期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饥饿篇 刘家驹
表演战争 刘家驹
第一百零四期
我的燕园岁月  阮铭
第一百零五期
追忆山大《沃野》贺立华
第一百零六期
亲历改革初期理论风云 阮铭
第一百零七期
邱会作纵观九大
第一百零八期
《李作鹏回忆录》(节选)
第一百零九期
《邱会作回忆录》座谈会发言摘录
第一百一十期
《记忆的漩涡》(节选)  雅科夫列夫著 蓝英年译

第一百一十一期
辛亥先贤论革命
第一百一十二期
嬗变:从批江青到批邓(上) 郑仲兵
第一百一十三期
嬗变:从批江青到批邓(下)郑仲兵
第一百一十四期
胡耀邦在陕西省委的一次讲话(1965.1.22)
第一百一十五期
我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李传俊
第一百一十六期
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评《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月》 韩 钢
第一百一十七期
我曾陪伴过肖力宋玉芬

以上文件均转自(记忆REMEMBRANCE 2017 年 2 月 28 日第 18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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